1957年，倪匡伪造多种公章、证件、介绍信，由内蒙古畏罪潜逃至广州，七月间偷渡至澳门，最终逃到香港。
倪匡，1935年生在上海，十六岁那年，这小伙子一腔热血，觉得男儿志在四方，辍学去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。后来当了公安干警，参与过苏北的土改，最后被发配到了内蒙古的保安沼劳改农场，负责看管犯人。
那时候的倪匡，才二十出头，正是年轻气盛、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候。他在农场养了四条狼狗，平时那是威风凛凛。可坏就坏在，这狗它不认领导啊。
有一次，总队的大领导来视察。这领导是个退伍军人，见过血的。结果领导随意推开了关狗的门，四条狼狗冲上去就是一口。领导手背鲜血直流，棉裤都被咬烂了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领导当场拔枪把狗毙了，转头就问：“哪个畜生养的野兽？”
倪匡这时候倒是硬气，站出来承认了。这一认，梁子就算结下了。但这还只是前奏，真正让他陷入绝境的，是那次“拆桥事件”。
内蒙古的冬天，那真不是开玩笑的，滴水成冰。又赶上大雪封路，运煤车进不来。屋里冷得像冰窖，墙上全是厚厚的冰花。倪匡看着身边的战友都要冻僵了，心里急啊。他瞅见不远处有座简陋的小木桥，底下河水都冻实了，人走冰面完全没问题，这桥暂时就是个摆设。
他脑子一热，带着人把桥拆了，木头扛回来烧火取暖。火是生起来了，人是活过来了，可罪名也下来了。
总队领导正愁抓不住他把柄呢，这下好了，“破坏交通”直接等同于“现行反革命”。批评会、批斗会轮番轰炸，那个被狗咬过的领导，还拉起袖子展示伤疤，非说倪匡养狼狗是蓄意残害革命同志，是早有预谋的阶级报复。
倪匡被关进了一间偏僻的小屋子，成了隔离审查的对象。这时候，救命恩人出现了。他有个蒙古族的朋友，是政治处的，悄悄跑来通风报信：“兄弟，情况不对，听说要组建法庭审判你，这罪名坐实了，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大牢。”
那朋友也是真仗义，直接告诉他：“跑吧，往北跑，去蒙古人聚居的地方，没准能活。”说完，还帮他偷了一匹老马。
就这样，1957年的那个风雪夜，倪匡骑着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，冲进了茫茫夜色。他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只能任由老马在雪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。那种绝望感，咱们现在坐在暖气房里是很难体会的。那是真正的前路茫茫，身后是万丈深渊。
这匹老马，居然把他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。倪匡跟老马告了别，混上了一列运货的火车。他在黑龙江泰来县下了车，一看地图，突然想起来，亲哥倪亦方不是在鞍山当工程师吗？
于是，他一路流浪到了鞍山。他在鞍山见到了哥哥，但哥哥也没法长期收留他。毕竟那是那个年代，窝藏“反革命”是要连坐的。倪亦方是优秀共产党员、未来的全国劳模，兄弟俩走的完全是两条路。
这时候，倪匡展现出了他惊人的“生存智慧”，也就是咱们标题里提到的伪造证件。
当过公安的他，对公章、介绍信的格式门儿清。他找来萝卜刻了章，也是凭着这一手“绝活”，加上那一笔好字，硬是给自己伪造了一整套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证。
靠着这些假证件，他大摇大摆地坐火车到了上海，又辗转到了广州。每一次查票，每一次盘问，估计他后背的冷汗都能湿透棉袄。但凡露出一丁点马脚，等待他的就是只有死路一条。
到了广州，他通过报纸上的暗号，联系上了专门做“着草”生意的人。这还得感谢亲友们的资助，凑齐了那笔不菲的“路费”。
1957年7月，倪匡混上了一艘运菜船，从澳门偷渡，最终在一个九龙的码头爬上了岸。
踏上香港土地的那一刻，倪匡大概长出了一口气。那个内蒙古的“反革命”倪聪死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日后叱咤风云的倪匡。
刚到香港，日子也不好过。他去工厂当杂工，干最累的活，拿最少的钱。但他有个最大的本事，能写。于是他开始投稿，从《真报》的校对做起，慢慢变成了专栏作家。
但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，还是那个叫卫斯理的男人。1963年，他开始在《明报》连载科幻小说。很多人说他的科幻小说“软”，科学依据不足。这确实是事实，与其说他写的是硬科幻，不如说他写的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社会寓言。他写的不是外星人，是人性，是他在那个风雪夜里悟出的道理，自由比什么都重要。
他和哥哥倪亦方的人生，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哥哥在内地做了一辈子的模范，为国家钢铁事业奉献终身；弟弟在香港做了半个世纪的浪子，用笔杆子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。很难说谁的人生更成功，只能说，这是时代造就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倪匡这辈子，活得通透。他赚了很多钱，也花了很多钱。他爱喝酒、爱美女、爱收藏贝壳，活得像个顽童。但他心底里，始终有一条红线。自从1957年离开后，他至死再未踏足大陆一步。
2022年7月3日，87岁的倪匡在香港去世。随着他的离去，香港“四大才子”的时代彻底落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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